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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讲述的四个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新华社北京9月1日新媒体专电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一些地方中小学开学同上“抗战公开课”。在课堂上,教师向学生们讲述了不少生动但鲜为人知的故事。

(8月29日,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历史老师余维在给学生们上课。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抗日“灯塔”延安还有一所日本农工学校

在延安举行的抗战公开课上,夏雷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延安有一座专门招收日本人的学校。同学们好奇地发问:“延安为什么会有日本人学校?”

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开始增多。为教育感化他们,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设立一所改造日本战俘的学校。考虑到战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和农民阶层,自身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将之定名为“工农学校”。学校于1941年5月15日正式举办开学典礼,第一批入学的战俘有11人。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俘获的部分日军官兵被陆续送往延安。

夏雷讲道:“这些俘虏如何来处理?如何来解决他们生活方面的问题?是杀?是留?当时的日军俘虏也惴惴不安。”

虽然八路军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当时中共对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按照军团以上干部待遇给予优待,伙食标准每人每月36斤细粮,3斤肉。曾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在回忆著作中写道:发给我们的生活费每月3元,当时八路军排级干部每月只有两元。“因此,有的人在星期天就到街上去喝两盅高粱酒。”

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由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担任,为方便日军战俘的生活,中央选派了曾在日本留学的赵安博、李初梨来校任职。除了贯穿全天的学习之外,日本工农学校还建有图书馆、操场和俱乐部,丰富学员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接受改造的日军战俘香川孝志曾回忆,他们在学校玩扑克、围棋、象棋,甚至还打起了棒球。

到1945年抗战胜利学校被撤销,日本工农学校累计改造了约500多名日军战俘,先后有100多名学员从事敌后统战工作,或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由侵略者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延安中学学生杨柳颖听完课说,自己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但对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历史了解不多。老师的讲述让她知道,中国共产党以宽阔的胸襟、正义的力量感化、优待日军俘虏,日本兵因此从侵略者变成反战斗士,更彰显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和伟大。

是谁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在沈阳的课堂上,一首曲调凄凉哀怨,充满国破家亡悲愤的歌曲《松花江上》响起,把在场师生带回了那段屈辱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段,并布置假现场,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驻地。

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620团,该团团长王铁汉说,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

王铁汉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

北大营一战,日军伤亡25人,我军伤亡失踪总计483人。“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1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王铁汉说。

“可以说,是王铁汉率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在之后的抗日战场上,也能见到他的身影。”在场老师说。

东北育才学校学生叶雨晨说,通过学习我们了解到不抵抗并不是真的无人抵抗。面对侵略者的铁蹄时,不屈的东北军民敢于抗争,敢于担当,这种爱国精神和“宁可战到一兵一卒,也要坚守抗战到底”的抗争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

改变美国政府对中国印象的“八孔窑”

在延安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排条石砌成的石窑洞,被师生们叫做“八孔窑”,学生们大多知道这里曾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驻地,却对他们在延安的活动情况知之甚少。美军观察组是什么?在公开课上,教师夏雷准备的一段视频资料,让学生们了解到这段尘封的历史。

1944年7月22日,一家美军军用飞机在延安机场成功降落,从机上走下9名年轻的美国军人和外交官,他们就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成员。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为了更有效地协同作战,美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接触,于是在重庆、延安和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的三方协调下,这个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来到了延安。

从1944年到1947年3月,美军观察组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报告,内容涉及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以及外交政策等,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

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1944年7月28日发回的第一份电报中,把延安描述为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有清新的风气,欣欣向荣的氛围;没有乞丐,没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毛泽东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与普通老百姓聊天。

这些来自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的报告让美国政府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红灯笼也能成为“防空雷达”

在重庆66中举行的抗战公开课上,老师播放了一段1941年由美国人拍摄的重庆大轰炸的真实纪录片《苦干》,学生们对其中高高升起的红灯笼特别感兴趣,这些红色灯笼就是重庆战时的空袭警报系统。

(8月26日,重庆66中历史老师张悦通过公开课的形式为学生们讲诉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掌握防空雷达技术。面对日军战机频繁的轰炸,1937年9月成立的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借鉴从周朝开始实施的“烽火台”体系,配备防空监视队、哨。他们在重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广阔区域,设立了由26支监视队、132所监视哨和1所独立哨组成的防空情报网。

悬1个红灯笼,是远在宜昌的监视哨发现日机,其航向可能是重庆,市民应预先准备或疏散;悬2个红灯笼,是万县(万州)监视哨发现日机,其航向是重庆,大约敌机1小时内将空袭,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前不许外出。

西南大学教授潘洵说,红灯笼成为抗战时期重庆人的共同记忆,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抗战智慧,有时,人们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警报解除,人们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补补,该工作就工作,该读书就读书。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绝不屈服的意志。

(8月26日,重庆66中历史老师张悦通过公开课的形式为学生们讲诉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听了“红灯笼空袭警报”的故事,学生们无不感慨抗日军民的智慧和乐观精神。重庆66中学生郑剑锋说,本以为头顶轰炸,那时候的重庆人应该每天生活在惊恐中,但他们却能将跑警报当成一种正常的生活去规划,其中凝聚了中华民族绝不屈服的斗争意志。(记者:乌梦达、陈国洲、陈晨、王莹、凌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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