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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史的权威著作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风雨,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畏艰险、砥砺前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著作,都是历经数年乃至十多年精雕细琢而成,经党中央批准出版,是学习党史的首选书目。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出版。著作一经出版,好评如潮,并获得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荣誉奖和第三届“吴玉章奖金”历史学特等奖等大奖。

《七十年》共九章加一个结束语。《七十年》记述了党1921年成立到1991年这70年的历史,共48万字。就篇幅来说不算长,但创新点很多,例如:一是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七十年》向前延伸到了辛亥革命,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二是比较科学地评价了共产国际的是非功过。《七十年》指出,共产国际的指导有些是正确的,有一些则是错误的,那些错误的指导对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的错误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三是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七十年》既肯定了其在中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还分析了它“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弱点。这是红四军后来向赣南、闽西发展的原因。四是针对1956年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十年艰辛探索,《七十年》提出“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

胡绳曾分析指出:“在这十年探索中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趋向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而另一个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趋向,后一种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从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1978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一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

《七十年》尽管已出版30年,但它仍是学习党史的权威著作。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以下简称《党史》一卷),是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问世的同时,中央党史研究室还出版了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共计56万余字,总体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党史史料状况和研究水平。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外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公布,党史界对很多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进行修订,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篇幅为74万余字的《党史》一卷出版。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党史》一卷修订重印。

《党史》一卷分上下两册,记述的是1921年党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即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历史,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党在大革命时期”“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五编,共21章,结束语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党史》一卷视野宽广,档案史料征引丰富,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更为恰当的表述和科学的评价。一是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从辛亥革命向前延伸到1840年鸦片战争,增加了“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一节,将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分析得更为深刻。二是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单独列为一章,全面详尽地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来龙去脉,深刻阐述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三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档案部门等机构公布了有关共产国际的档案,推动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这在《党史》一卷中得到体现,从而使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得以完整呈现。比如,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未到的情况下,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平解决事变并发出通电。这表明,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四是突出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党史》一卷各编都增补了有关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容。五是加强了对党的理论问题的论述和分析。特别是系统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理论体系和历史地位也予以重点论述,凸显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2011年1月,在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出版。《党史》二卷的编写和修改历经16年,诸多重量级专家学者参与执笔、审读、修改,众多机构提供档案及数据材料,不啻一项系统的学术工程。

《党史》二卷分上下两册,共98万余字,记述的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即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9年历史。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把这29年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党史》二卷据此将全书的框架结构设立为四编:“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第二编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49年至1978年这29年,是党带领人民走过的一段波澜起伏、辉煌曲折的奋斗历程。伟大成绩必须充分肯定,曲折和失误也不能回避。除了大的框架结构与《历史决议》保持一致外,《党史》二卷的史实论述和分析也都遵循了《历史决议》的精神。一方面,《党史》二卷热情书写和讴歌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如第一编以浓重的笔墨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出色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以及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焕发出的蓬勃生机——短短七年,中国就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又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历史性转变的成果最终是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党史》二卷也记述了制度确立的过程——从1949年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党团结带领人民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进而1956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些制度,把党领导人民取得的革命成果固化下来,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对于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和经历的曲折,《党史》二卷第二编和第三编,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演进过程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深入剖析了其发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时指出,这些曲折和错误最终都是由党自己来纠正、来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由任何其他力量来完成的。

另外,《党史》二卷还对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风貌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述。比如写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现出“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和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总结指出:“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一总结评价,必定会引发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们的强烈共鸣。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2010年7月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编写党的九十年历史的重要任务并亲自审定编写工作方案,给予重要指导。经过几年努力,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于2016年6月出版,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册。

《九十年》共61万字,记述的是1921年至2011年党的90年历史(实际写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幕)。

《九十年》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问题的重要论述,从章节标题、理论概括到观点呈现,都体现了党史写作和研究的新高度、新水平,可以说是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最新权威党史著作。

从章节标题来看,《九十年》的概括提炼更新颖更准确。如与《七十年》和《党史》一卷第一章的标题“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不同,《九十年》第一章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虽一字之变,意蕴却不同,“创建”更注重过程,内涵更丰富。《七十年》第九章的标题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九十年》第九章的标题是“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可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和展开,加之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沉淀,党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书写的框架、主题、重点和线索也在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和调整。

从理论概括来看,《九十年》有更多创新的归纳总结。比如,《九十年》把《党史》一卷中已经提出的长征精神内涵作了新的概括;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精辟阐述的伟大抗战精神内涵,也写入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的重要论断,也贯穿体现在历史的叙述之中。

从史实和观点来看,《九十年》体现出求实创新的态度。比如,《九十年》第一次一一列出党成立前早期组织成员的58人名单。再比如,《九十年》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这更能完整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率先号召并领导广大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事实。

总之,《九十年》实现了它设定的预期目标:体现出准确、朴实、凝练、生动的良史文风,达到了与历史发展、认识水平、研究进展、群众需求相符合的新层次。

(摘自《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刘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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